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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前的这个年代，被称为“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科技与工业正是它的引擎，汽车业革命、电气化普及、自动化与科学管理快速提升生产效率，真正的现代产业体系带来了经济繁荣。《科学美国人》当时用“机器时代的脉搏”来形容整个十年。

  如今的20年代，“咆哮”不止，它是中国产业飞轮转动的声音，也是机器学习轰鸣与工业力量再次觉醒的声音。对于中国来说，2025年，正处于这个年代的盘中，正在从以往应用创新的黄金十年，进入原始创新的攻坚十年。

  “十五五”规划《建议》，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科技自立自强，排在各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任务前两位，与“十四五”时期相似；但不同的是，这次表达出更大的自信与雄心。

  对于科技自立自强，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这也符合未尽研究近年来的观察与分析。让我们来复盘过去一年的研究，来理解什么是中国拥有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以及为何需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

  。去年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工业化的未来》，专门探讨了制造业日益集中到大国，尤其是亚太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给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带来的挑战与机会。

  据该报告，中国慢慢的变成了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占全球产出的三分之一，相当于3个美国。但这还不够，到2030年，中国工业产出将达到全球的45%，相当于再造一个美国、即4个美国的工业产出。接近全球工业产出的一半，这差不多相当于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美国引领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高峰时期所占的比重。

  从全会公报中能够准确的看出，这一趋势是可能延续下去的：全会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放在首位，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并明确要求“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000年，中国在全球的工业产出仅占6%，高收入国家占全球工业产出的75%。到2030年，中国工业产出将达到全球的45%，而高收入国家的工业产出下降到38%，其中美国占比11%。中国工业产出超过4个美国。事实上，2024年，据统计公报，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49.2万亿元，增长5.3%，占GDP比重36.5%，全部工业增加值40.5万亿元，增长5.7%，继续快速增长。

  这让经济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直呼“”。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增长的动力催生了创新。中国迫使西方重新思考增长、发展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他开始从北大西洋、欧美视角下的“零和博弈”逻辑，转向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所体现出的“发展逻辑”。

  中国工业形成了全、多、大的独特优势，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也占接近一半。

  这不仅表现在一些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和重化工业领域，而且日益体现在装备制造业，以及绿色化和低碳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高科技产品。中国出口工业产品因此也与德国和日本等最先进的制造业强国越来越构成竞争关系而不是互补关系。当然，中国的先进过剩产能也有机会帮助全球南方实现新型工业化，可能定义一场新的工业革命。

  工业门类齐全、业态丰富的好处之一，是带来融合化的巨大潜力。新技术与传统技术之间、科学技术创新与产业之间会带来无穷的组合与集成选项；大量相邻门类之间的“中间技术”可以在制作的完整过程中不断组合、验证、进化，并固化为新的子技术，参与到下一代产品的设计与制造中去。

  无人机何时从专业的军事工具转变为日常消费设备？答案是：当不再要专业知识时。汪滔的研究标志着这一转折点，他在论文体现出。无人机的“中间技术”优势的确立，部分受益于智能手机等消费电子供应链在中国的扩张。参与苹果产业链的中国企业越多，掌握的消费电子的“中间技术”就越多，形成新的“技术的组合”的机会也就越高。

  创新集群是融合化的又一个体现，它逐步推动了组合与验证的迭代速度。当地只要诞生一家行业龙头，就能催生更庞大的上游供应链与下游应用市场。日前，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5年全世界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排名提升至全球第10位，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其中，另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深圳—香港—广州集群，排名首次跃居全球之首；中国共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也超过了美国的22个；宁波（93名）、宁德（99名）首次上榜。

  在“十五五”规划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第一点就是“注重优化布局”，也就是推动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等“硬联通”设施建设，健全区域间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利益共享等“软协同”机制等举措。

  。硅谷风投a16z联合创始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认为，无人机是中国超过美国的第一步，电动车是第二步，机器人就是第三步。从消费电子到无人机到电动车，再到机器人，尽管中国都是世界工厂与供应链基地，但是市场格局完全不一样。此外，在智能眼镜等新兴AI硬件领域，海外也总是能。

  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看来，“西方正在输掉竞争2.0”。该机构去年底最近一次更新“关键技术追踪器”，中国对的全球“垄断”地位日益巩固。在它设置的64项关键技术中，如果以近5年统计衡量，中国57项领先。它所谓的领先，主要是根据在于某段时间内，某国高影响力论文（即引用次数前10%的论文）占比排名。

  中国对美国的科技追赶基本达成。在其评估的20年时间里，全部64项技术的主导权，已经逐步从美国转向中国。在2003-2007年，中国的优势领域只有3项；到了2013-2017年，中国领先的已达到了28项；到了2019-2023年，中国达到了57项。美国则从最初的60项减少到目前的7项。20年大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建立科学能力、吸引人才和为世界领先研究建立制度支持所需的时间。

  不过，这些极具“冲击力”经摘要的“事实”，仍然需要冷静解读。在累计20年的时间尺度下，美国领先的达到了25项（相当于40%），中国领先的达到了39项（相当于60%），而且，相当多的技术，如超导、大数据、自主系统操作技术（无人驾驶等）、雷达（不仅包括消费级的激光雷达，还包括卫星的孔径合成雷达等）中美几乎平分秋色，差距只在几个百分点之间。

  中国真正断崖式领先的，如果按占全球50%计，则只有3项，为电池、超级电容（储能等）与高超音速探测跟踪技术。中国占比2倍于美国的技术14项，新能源领域尤为明显；但不足美国一半的，也达到了10项，生物医药领域尤为明显。

  比如，在先进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领域，近20年来，中国大陆每年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的占比，逐年都在提升，但直至2021年才实现了年度占比层面的超越。而在累计占比层面，中国至今与美国仍存在巨大差距。ASPI报告预测，根据当前的趋势，这个差距直至2030年都不会弥合。再加上从研究到商业的“时延”，中国半导体产业要在前沿领域实现对美国的超越，仍然需要持续高强度投入。

  接下来的“十五五”时期，中国既要乘势而上，又要迎难而上，“把各方面优势转化为高水平发展的实际效能”。

  “断崖式领先”意味着在日趋激烈的地缘竞争中的话语权。中国在面对美国技术卡脖子的同时，也在运用对供应链控制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一些技术优势的领域，对美国展开反制，尤其是其国防工业、战略部门，以及中美两国激烈较量的未来新兴科技，并且力争产生威慑作用。

  在特朗普突然针对各国加码“对等关税”后，，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全球贸易体系绕不开中国供应链。针对特朗普4月2日对全球发起贸易“闪电战”，，看得出来是一套已经酝酿多时的组合。在五角大楼的一项研究中，就连美国最先进的精确打击系统，都严重依赖中国供应链。尤其是电子元件和结构件（Structure）是中国供应商最密集的环节，分别有305家和233家中国供应商。

  美国机构还发现，，无法与中国竞争“新劳动力经济”。制造典型的钕铁硼（NdFeB）永磁体所需的工艺和材料几乎完全由中国控制，其市场占有率高达90%。

  值得补充的是，据最新的《世界机器人报告》，在2024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全年安装量达29.5万台，创下历史上最新的记录，占全球部署量的54%，接近美国的10倍；而且，我国本土制造商在国内的销量首次超过外国供应商，市场占有率从十年前的约28%跃升至57%。

  中国慢慢的开始对稀土技术栈实施出口管制，正在用0.1%稀土价值，撬动全球AI，原则拒绝境外军工企业及军工用途，逐案审批半导体企业。稀土和半导体直接相关的用途，包括作为掺杂剂（dopants），用于降低晶体管的阈值电压等；作为芯片结构中的绝缘氧化层；作为化学机械抛光浆料配方中的添加剂。“下一代计算”的量子计算也逃不过稀土路线。庞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也离不开稀土。如果将AI基础设施，包括冷却系统乃至驱动这些数据中心的风力发电设备也纳入进来，那么，稀土杠杆作用还将进一步凸显。

  量产足够的轻稀土，对美国而言已经相当困难了。但更为关键的是，中重稀土，才是稀土在AI经济中的重中之重。中国掌握着，从矿产开采到冶炼提纯，再到永磁体、靶材等组件的制造，覆盖了全流程的设备与工艺。重稀土矿藏，尤其是丰度更高的离子吸附型粘土矿，绝大多数集中在中国南方和缅甸北部，合计占了全球的98%；中国几乎垄断了重稀土冶炼技术。

  三年前，欧美，中国几乎垄断了光伏、电动汽车的供应链，当时，这一切又开始在绿氢供应链上重演。如今，美国与中国对“下一代能源”核聚变的竞争，。尽管它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是全新的赛道，但仍然不少关键矿物、电子组件、电气设备等可以微调与复用，部分已确定进入中国的出口管制清单。无论是氢能还是核聚变能，都是“十五五”提出的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未来产业”。

  在此前，中国就，此后将钨、碲、铋、钼、铟也纳入其中。这个月，除了全部中重稀土，中国还对部分人造金刚石等超硬材料及相关设备，以及单位体积内的包含的能量不小于300Wh/kg的锂电池及其原材料与相关设备，实施了出口管制，太阳能和储能，在美国数据中心电力系统中日益重要。金刚石除了制造磨具等，本身也是第四代半导体；锂电池则是储能及端侧智能终端的关键部件。

  中美的科技竞争，越来越集中于尖端和前沿的领域，也正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顶尖人才的竞争。中国要在科技领域与美国竞争，首先要立足于自己培养的博士生，人数已超越了美国。除了培养和留住自己的博士，中国也应该从全世界吸引最优秀的博士，尤其是从美国吸引。

  三年前，未尽研究就提出，中国的创新在收获了“低垂的果实”之后，；但是，中国非常缺乏、也非常需要DeepMind这样的公司，汇集全球顶尖的科学家们与博士们，去解决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现在，人才竞争集中地反映在了AI与大模型领域。这是当前全球最紧迫也吸引最多资金的竞争领域，它被视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将重塑各行各业市场格局，也被视为大国科技的制高点，也可能决定地缘竞争的成败与格局。

  在AI人才领域，存在三个说法：中国AI人才占全球一半，AI竞争主要是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也是在美国的中国人与在中国的中国人的竞争。

  中国AI人才的供给总量，逐步超越了美国。智库MacroPolo通过追踪AI领域顶级会议NeurIPS的作者身份来统计全球AI人才流向。其中，本科毕业于中国的全球顶级AI研究人员，从2019年的29%，升至2022年的47%。他们多数本科毕业于中国院校，具备相当强的全球竞争力。

  该智库还统计发现，在美国机构工作的顶级AI研究人员，原籍中国的比例，从2019年的27%，上升到了2022年的38%；而原籍美国的，只从31%上升到37%。逆转已发生了。这种数量上的逆转，还会继续下去。中国正在扩大理工科学生尤其是人工智能有关专业的招生。

  美国实验室根本离不开华人，这也是黄仁勋的一再警告。慢慢的变多华人面孔，出现在美国AI企业的发布会上。在去年底OpenAI的圣诞12连发中，至少有5场出现了华人面孔，其中数场同时多人一起亮相。Meta超级智能实验室全名单曝光，。

  这一轮AI竞争中，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中国出现了DeepSeek。除了引领开源的创新趋势，：只有美国才是批量培养AI人才的关键起点，只有美国才是AI人才的最终归宿。

  今年5月，胡佛研究所与斯坦福大学HAI发布报告称，为DeepSeek撰写五篇关键论文（即DeepSeekLLM、V1、V2、Coder-V2、V3与R1）的研究人员中，超过半数（共111名）从未离开过中国求学或工作。

  这意味着，即使完全依靠国内培养渠道，中国就能够造就世界级的AI人才。差不多40%（共19名）与美国有过交集的研究者，他们的职业生涯是从中国开始的，然后前往海外，最终回到中国。甚至超过20%（共11名）的研究者，以美国为起点，已经直接或辗转回流中国，超过了从中国起步、目前留在美国的人数（共9名，不足20%）。

  “十四五”期间，DeepSeek拉开了中国AI本土叙事的第一幕。中国进入硬核创新阶段，必然成就顶尖本土AI人才。他们早就在那里，但是以往被低估了。过去，跟随式创新的产业需求，成为了他们的天花板；DeepSeek“做最难的事”，掀掉了限制，“对顶级人才吸引最大”。

  而顶级人才的本土化，也将撬动中国吸引全球顶级人才。中国正在慢慢吸引那些缺乏中国背景的全球人才落脚，至少是职业生涯的关键一站，包括美国机器学习专家兰姆（Alex Lamb）与全球纳米材料领域的顶尖学者、哈佛化学系前主任Charles M. Lieber。

  可以说，中国在工业化和技术进步方面，收获了史上最大的学习追赶红利，也奠定了市场规模、产业体系、技术创新、供应链集中与本土人才的优势地位。而中国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人群，也日益变得科技精英化、视野全球化，比起前辈，他们要与生俱来地自信和无畏。